人們傾向於認為，李世民所謂的“周公誅管、蔡，季友鴆叔牙”、“安社稷、利萬民”等語，其實是為玄武門之變定下了一個政治基調，也是為史官們修改史書提供一個欽定的指導思想。比如牛致功就在《唐高祖傳》中說：“李世民要史官們把他利用陰謀手段奪取太子地位的宮廷政變寫成‘安社稷、利萬民’的正當義舉，也就是要把他殺兄奪嫡之罪合理化。房玄齡、許敬宗正是遵照這種要求修改《實錄》的。”

既然皇帝已經給定了框架，史官們當然要努力把李世民塑造成“周公”、“季友”這樣的人物了，而他的對手李建成和李元吉，在貞觀史臣的筆下當然也要處處向“管、蔡”、“叔牙”看齊了，若非如此，又怎能襯托出李世民“安社稷、利萬民”的光輝形象呢？！

時至今日，學界比較一致的看法是——貞觀史臣在玄武門之變的前前後後確實對李世民作了一定程度上的美化，與此同時，李建成和李元吉則遭到貞觀史臣不遺餘力的口誅筆伐，被描寫成了徹頭徹尾的昏庸之輩、卑劣小人、甚至是衣冠禽獸！對此，司馬光在《通鑑考異》中引述了《高祖實錄》和《太宗實錄》中的相關描寫，今節錄於下：

《高祖實錄》曰：“建成幼不拘細行，荒色嗜酒，好畋獵，常與博徒遊……”又曰：“建成帷薄不修，有禽犬之行，聞於遠邇。今上以為恥，嘗流涕諫之，建成慚而成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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