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梁實秋在臺灣寫的《關於魯迅》一文提及這段舊事，他回憶說他在青島大學圖書館曾登出過數十冊“從前遺留下來的低階的黃色書刊”，“魯迅的若干冊作品並不在內；但是這件事立刻有人傳報到上海，以訛傳訛，硬說是我把魯迅及其他左傾作品一律焚燬了，魯迅自己也很高興地利用這一虛假情報，派做為我的罪狀之一。其實完全沒有這樣的一回事。”他坦然地說：“西瀅先生和魯迅衝突於前（不是為了文藝理論），我和魯迅辯難於後，我們對魯迅都是處於相反的地位。我們說的話，可能不公道，再說，魯迅已經死了好久，我再批評他，他也不會回答我。他的作品在此已成禁書，何必再於此時此地“打落水狗”？所以從他死後，我很少談論到他，只有一次破例，抗戰時在中央週刊寫過一篇‘魯迅和我’。……我首先宣告，我個人並不贊成把他的作品列為禁書。我生平最服膺伏爾泰的一句話：‘我不贊成你說的話，但我拼死命擁護你說你的話的自由。’我對魯迅亦復如是。”對於臺灣國民黨當局長期封禁魯迅的著作，梁實秋也是持反對態度的。

最後他寫道：“我如果要批評魯迅，我也要借用這一句名言（沉靜的觀察人生，並觀察人生的整體）。魯迅的態度不夠冷靜，他感情用事的時候多，所以他立腳不穩，反對他的以及有計劃的給他捧場的，都對他發生了不必要的影響。他有文學家應有的一支筆，但他沒有文學家所應有的胸襟與心理準備。他寫了不少的東西，態度只是一個偏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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