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目的原因，從丁玲的這段話中，大概可以看出來：我被捕後，有一年沈從文又到了常德。有兩個文學青年，也是他的崇拜者去看他，並告訴他我母親在常德，問他要不要去看望。他說沒時間了，不去了。這兩個青年很氣憤，將情況如實告訴了我母親，認為他太不夠朋友了。等到後來我母親將這一情況告訴我之後，我也很生氣，這叫什麼朋友？建國前夕，我回到了北京，雪峰同志告訴我，我被捕後，他曾找到沈從文，懇求他出面保我出獄，一切費用由黨負擔，但卻遭到了沈從文的斷然拒絕，他表示不能插手這件事了。這就說明，沈從文怕得要命。而他寫什麼《記丁玲》，好像和我友誼多麼深厚，純粹是偽君子。透過這兩件事，我實在不願再理他了。但是，我還是和陳明一起去看了他一趟。當時，他很害怕。我們告訴他：共產黨不會殺你的，怕什麼？

然而，事實並非如丁玲所說，丁玲被捕後，沈從文寫下第一篇關於丁玲被捕一事的文章——《丁玲女士被捕》，6月4日，又寫出《丁玲女士失蹤》，文章先後發表在《獨立評論》與《大公報》上。同時，他與蔡元培、楊杏佛、胡愈之、葉聖陶、郁達夫等38位文化名人向南京政府聯名致電，要求釋放丁玲與潘漢年。從胡適的日記中，也可以看到沈從文多次求助胡適，請胡營救丁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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