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從文在1949年元月寫道：“人近中年，情緒凝固，又因情緒內向，缺乏適應能力，用筆方式，20年30年統統由一個‘思’字出發，此時卻必須用‘信’字起步，或不容易扭轉。過不多久，即未被迫擱筆，亦終得把筆擱下。”

1951年，沈從文在他寫於解放後的第一篇文章《我的學習》，寫到了自己的精神危機，“北京城是和平解放的。對歷史對新中國都極重要。我卻在自己作成的思想戰爭中病倒下來了”。

1949年1月，原來舊北京大學的民主廣場貼出很多大字報，大字報轉抄了不少文章，其中包括郭沫若的《斥反動文藝》。郭沫若犀利而尖刻地給朱光潛、沈從文、蕭乾畫像，他們分別被罵成紅、黃、藍、白、黑的作家。郭沫若斥責沈從文是專寫頹廢色情的“桃紅色作家”，是個“看雲摘星的風流小生”，“特別是沈從文，他一直是有意識地作為反動派而活動著”，“存心不良，意在蠱惑讀者，軟化人們的鬥爭情緒”。沈從文14歲的長子沈龍朱成去北大看熱鬧，回到家告訴了沈從文。沈從文感到這次是對他二十多年來獨立為文藝奮鬥的自強精神的“一次真正的全面否定”，先前的擔憂很快變成了現實，他害怕，恐懼，覺得有一張網在收緊。他常常喃喃自語“清算的時候到來了！”“生命脆弱得很，善良的生命真脆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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