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執拗地探詢各種“特務”機構的區別，見到有關專家就追根問底。前中共中央調查部部長羅青長，足以稱為中共的頂級“特務”了，卻這樣提醒作者：你們年輕，許多事情弄不清楚，過去的工作，不像現在劃分得這麼明確……①這番話使作者恍然大悟。

包括被稱為“情報”、被稱為“保衛”、被稱為“特務”的工作，都不是按照定義執行的，而是怎麼有效就怎麼做。

中共自建立之日就十分重視保衛工作。1921年7月的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就在嚴格的保密措施中召開，會址還從上海市區轉移到浙江嘉興南湖的遊船上。一大透過的《中國共產黨綱領》規定：“在黨處於秘密狀態時，黨的重要主張和黨員身份應得保守秘密。”1924年第一次國共合作，不少黨員的身份公開，廣東區委委員楊殷在廣州市公安局任顧問，曾調查廖仲愷被刺案件，1926年又負責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的保衛工作，從廣州工人糾察隊和南海農軍中挑選人員，組織了一支保衛大隊。中共領導的京漢鐵路大罷工、安源路礦大罷工、開灤五礦大罷工、省港大罷工，都設立了糾察隊、監察隊、偵察隊、調查隊等保衛組織；湖北、湖南等地的農民運動，也普遍設立了農民自衛軍，維持鄉村治安。不過，這些早期的保密措施和保衛組織，還不能稱為嚴格意義上的情報工作和保衛工作；中共在地下狀態期間，曾在內部稱為“秘密工作”。後來有了農村根據地“蘇區”（蘇維埃區域），保衛工作建立公開機關；又將非蘇區的這塊工作稱為“白區工作”、“城市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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