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兩種見解，都是和常識不相容的，都是和生活不相合的。凡是和生活不相合的，憑你說得如何天花亂墜，總只是他們所謂“戲論”，總要給大多數在常識中生活的人所反對的，而事情一到和大多數人的生活相矛盾，就是他的致命傷。物極必反，到唐朝佛學極盛時，此項矛盾，業經開始發展了，於是有韓愈的闢佛。他的議論很粗淺，不過在常識範圍中批評佛說而已，到宋儒，才在哲學上取得一個立足點。

這話在第十七章中，亦經說過。宋學從第十一世紀的中葉起，到第十七世紀的中葉止，支配中國的思想界，約600年。他們仍把社會看做是各分子所構成的；仍以改良個人為改良社會之本；要改良個人，還是注重在內心上；這些和佛學並無以異。

所不同的，則佛家認世界的現狀，根本是壞的，若其所謂好的世界而獲實現，則現社會的組織，必徹底被破壞，宋學則認現社會的組織，根本是合理的，只因為人不能在此組織中，各處於其所當處的地位，各盡其所應盡的責任，以致不好。而其所認為合理的組織，則是一套封建社會和農業社會中的道德、倫理和政治制度。在商業興起，廣大的分工合作日日在擴充，每一個地方自給自足的規模，業已破壞淨盡，含有自給自足性質的大家族，亦不復存在之時，早已不復適宜了。

宋儒還要根據這一個時代的道德、倫理和政治制度，略加修改，製成一種方案，而強人以實行，豈非削足適屨？豈非等人性於杞柳，而欲以為杯棬？所以宋儒治心的方法，是有很大的價值的，而其治世的方法，則根本不可用。不過在當時，中國的思想界，只能在先秦諸子和玄學、佛學兩種思想中抉擇去取，融化改造，是隻能有這個結果的，而文化進化的趨向，亦就不得不受其指導。在君主專制政體下，政治上的綱紀所恃以維持的，就是所謂君臣之義這種綱紀，是要秩序安定，人心也隨著安定，才能夠維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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