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說：“利害之不能兩全也久矣。由前之說，可以息事。由後之說，可以保利。

若無失其利，而又不至於董公之所憂，則吾蓋未得其術也。”此事之是非，在今日一言可決。而當時或不之知，或作依違之論。

可見昔人對於森林的利益，知之不甚透澈。自然不知保護，更說不到造林；歷代雖有課民種桑棗等法令，亦多成為具文了。消極方面，則最大的為兵燹的摧殘，而如前述開墾時的濫伐，甚至有放火焚燬的，亦是其一部分的原因。

漁獵畜牧，從農業興起以後，就不被視為主要的事業。其中惟田獵因和武事有關，還按時舉行，藉為閱習之用。漁業則被視為鄙事，為人君所弗親。

觀《左氏》隱公五年所載臧僖伯諫觀漁之辭可見。牧業，如《周官》之牧人、牛人、充人等，所豢養的，亦僅以供祭祀之用。只有馬是和軍事、交通都有關係的，歷代視之最重，常設“苑”“監”等機關，擇適宜之地，設官管理。

其中如唐朝的張萬歲等，亦頗有成績。然能如此的殊不多。以上是就官營立論。

至於民間，規模較大的，亦恆在緣邊之地。如《史記·貨殖列傳》說，天水、隴西、北地、上郡，畜牧為天下饒。又如《後漢書·馬援傳》說，援亡命北地，因留畜牧，役屬數百家。

轉游隴漢間，因處田牧，至有牛馬羊數千頭，谷數萬斛是。內地民家，勢不能有大規模的畜牧。然苟能家家畜養，其數亦必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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