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於土豪劣紳之類，即在本地方營高利貸業的，其規模自然較此為小，然其數則甚多，而其手段亦極酷辣。《宋史·食貨志》載司馬光疏，說當時的農民，“幸而收成，公私之債，交爭互奪；谷未離場，帛未下機，已非己有；”《陳舜俞傳》說：當時放債的人，雖“約償緡錢，而谷粟、布縷，魚鹽、薪蔌、耰鋤、斧錡之屬，皆雜取之；”便可見其一斑了。大抵借貸有對人信用和對物信用兩種。

對物信用，須能鑑別其物，知其時價；對人信用，則須調查其人之財產及行為；亦有一番事情，且須有相當知識。這在放債者方面，亦須有一種組織。所以逐漸發達，而成為近代的錢莊及當鋪。

中國曆代，社會上的思想，都是主張均貧富的，這是其在近代所以易於接受社會主義的一個原因。然其宗旨雖善，而其所主張的方法，則有未善。這因歷代學者，受傳統思想的影響太深，而對於現實的觀察太淺之故。

在中國，思想界的權威，無疑是儒家。儒家對於社會經濟的發展，認識本不如法家的深刻，所以只主張平均地權，而忽略了資本的作用。這在當時，還無怪其然，古代學問的發達，不能不為地域所限。

儒學盛於魯。法家之學，託諸管子，疑其初盛於齊。《史記·貨殖列傳》說：太公封於齊，地瀉滷，人民寡，太公勸女工，極技巧，通魚鹽，人物歸之，襁至而輻湊，齊冠帶衣履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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