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姚門四傑之後，振興桐城派的人物，首推曾國藩，人稱他為桐城派的“中興元功”。與桐城派先賢相比，曾國藩更加註重文章經世的作用，追求雄奇恢宏的氣勢，兼取駢文和漢賦的鋪排句法及華麗文采。當時文人紛紛仿效，最有成就的是“曾門四弟子”張裕釗、吳汝綸、薛福成、黎庶昌。

清末，繼承桐城薪火的有古文家兼翻譯家嚴復、林紓等人，還有桐城籍的文章家馬其昶、姚永樸和姚永概。但由於時局變化，他們的文章雖然有改良和維新思想，也在關心國事和天下，卻更多的流露出了末世文人的落寞與抑鬱。桐城文章也漸漸走向衰朽，甚至被斥為“桐城謬種”，引來五四新文化運動主將陳獨秀等人的一片責罵。

對此，梁啟超的評價可能是中肯的：不能以其末流之墮落，歸咎於作始。

富而教之不可緩

有一天，孔子到衛國去，他的弟子冉有給他駕車。看到路上熙熙攘攘的景象，孔子說：“衛國的人真多啊！生活很安定！”

冉有就問老師：“生活安定了，還要怎麼辦呢？”。原話是“既庶矣，又何加焉？”

孔子回答：“富之。”

冉有又問：“既富矣，又何加焉？”孔子說：“教之。”

孔子認為，老百姓富起來後，就要讓他們接受教育，提高素質。

安徽人的儒雅之風，得益於教育。明清時期，徽商成為中國“先富起來”的一部分人。他們忠實執行“富而教之”的路線，不約而同地選擇了在鄉里興辦書院，振興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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