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的傳統見解還以為，西方中世紀的城市一開始就是工商業中心、自治城市，而中國古代城市則是行政中心、封建堡壘。但現在西方學者多已放棄了這種看法，他們以新的經驗研究指出，西歐中世紀早期的城市絕大多數是作為封建行政中心、軍事據點與主教駐節地而建立的，即同樣是“封建堡壘”，其居民主要也是圍繞上述職能而集聚的消費者，而不是工商業人口。所謂中古歐洲“城鄉二元結構”之說值得懷疑16 。這樣，中西封建城市似乎也比以前人們所認為的更為類似。

過去人們還認為，中國古代在政治上是官僚制，統治階層成員構成富於流動性，所謂“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是也。而歐洲中世紀是世襲貴族制，統治階層構成一組封閉、排他的僵化等級，與下層絕無成員互動之可能。不少人又以此“特點”論優劣。說是中國官僚制的開放性使得人人嚮往“登天子堂”，而西方封閉了平民變為貴族之路，所以平民便只能追求發財、當企業家，遂有資本主義之產生。然而，當代的新“經驗”又對此提出了挑戰。現在西方學者多認為歐洲中世紀封建主階層並不像我們原先設想的那樣凝固而排他，它在吸收其他等級成員並進行新陳代謝方面是相當活躍的，或者用某些西方學者的話說，中世紀“貴族的迴圈”是“川流不息”的。有些人甚至反對使用“等級”、“貴族”這類含有凝固意義的術語來定義歐洲中古社會。著名的“新史學”開山鼻祖、“年鑑派”泰斗M·布洛克就認為：西歐中世紀與其說是個“等級制”社會，不如說是個“不平等”社會，這個社會中的封建主與其說是“貴族”，不如說是“首領”，當時社會階梯變動不定，並不符合種姓制的嚴格公式。但無論如何，“封建制度意味著一大群人對一小撮權勢者嚴酷的經濟隸屬”17。這樣的定義用以描述中國古代，不也很合適麼?更何況以“官僚制”來概括中國統治階層，也未見得就不可證偽。像韋伯所說的那種與“理性權威”相聯絡的“官僚制”，中國古代是不可能產生的。只談“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而不講“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士族”的門閥貴族制，至少是很片面的。不要說古代，就說今日中國社會的“準身份制”18，如所謂農村戶口與城市戶口之等級壁壘，就夠“凝固”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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