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11-04-14 11:49:47

在歷史學領域，儘管近幾十年來的經驗研究並沒有(如前所述，在邏輯上也不可能)證明“進化論的刻板公式”，但與上個世紀至本世紀初的種種陳見相比，這些經驗在對舊的進化論模式與舊的規律假說提出了挑戰的同時，也對原有的種種“特點說”、“差異說”提出了更尖銳的挑戰。誠然，改革時代的中國新史學由於急於擺脫舊有的教條主義“規律”模式，曾經較多地重視對“差異”的經驗描述，如重新提出“古代東方”特殊性問題，強調中國不同於希臘羅馬(指30年代前後的人們所描述的希臘羅馬)，沒有經過“奴隸社會”等等。然而有趣的是隻要略加考察就不難發現這些“差異”描述大多不是什麼新的東西，而是很久以前人們就已提出但由於政治原因一直不許說的東西，而真正屬於新發現的經驗成果卻往往是針對舊的“特點說”的。

例如，由於戰後西方希臘羅馬學界“原始主義”傾向壓倒“現代主義”(詳見下文)，目前西方古代史家描述的希臘羅馬已完全不同於30年代以至更早(可以溯自啟蒙時代)人們描述的那個“古代資本主義”模式了。近年來西方史學著作中的“古樸羅馬”與其說定近似於近代西方，毋寧說更近似於古代中國!而另一方面，過去斯大林時代蘇聯史學家極力渲染的那種“發達的”或“典型的奴隸社會”如今也很少有人再提了，而“農民的希望”與“農民的羅馬”已逐漸成為人們的共識。於是就出現了這樣的“喜劇現象”：正當中國人以30年代西方希臘羅馬學為比較物件而忙於證明古代中國的“黃色”不同於希臘羅馬的“蔚藍色”時，西方人卻正忙於證明希臘羅馬文明原來並非“蔚藍色”而也是“黃色”的!正當中國人以30年代蘇聯人所講的希臘羅馬為比較物件而忙於證明“古代東方”的特殊性，忙於證明中國古代無奴隸社會、印度古代無奴隸社會……並以此否定奴隸社會是必經之途這一“規律”時，西方人卻在宣佈“斷然拋棄”希臘羅馬奴隸社會說的“幽靈”，宣佈“希臘羅馬世界的廣大地區在時間與空間上從未以有意義的規模使用過生產奴隸的勞動”⑨。如此說來，所謂“東方的特點”未必真為東方所特有：“大多數奴隸都用於家內服役，……在農業生產中的奴隸相當少，這幾乎是一切古代社會的共同特徵”⑩!我們難道不可以把這稱之為新發現的“規律”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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