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索羅斯在中東歐商學院演講時提出，如今美國所面臨的信貸和槓桿問題的深度和廣度比上世紀30年代要嚴重得多；1929年時美國的信貸餘額是國內生產總值(GDP)的160%, 到1932年增長到250%；而2008年初這個數字已經高達365%，還不包括30年代時金融市場上尚未存在而如今廣泛使用的衍生品(derivatives)。高槓杆催生的經濟增長如同充氣娃娃一樣，看上去鼓鼓囊囊，非常結實，但是隻要輕輕一戳，就會縮回原形，之前的美妙圖景不過是金融幻象。

奧巴馬在美國民意的壓力之下，不斷加大金融監管改革力度，金融機構規模被壓縮，資本要求提高，業務迴歸傳統化簡單化，這就意味著美國金融機構的去槓桿化程序將繼續進行。伴隨著美國金融系統的去槓桿化程序，美國消費者將不得不努力平衡自身資產負債表，減小負債規模，增加儲蓄，消費者的去槓桿會致使美國的總消費能力將面臨緩慢下降的趨勢，美國經濟的增長速度會比較低。

危機之後，全球的資金風險溢價成本可能會緩慢上升，與低的基準利率相配合，部分抵消了降息的作用，因此實體經濟面臨的實際利率水平可能會處於比較中性的位置。不過降息的好處基本上都透過發鈔和國債發行落到了美國政府手中。金融體系風險偏好被壓縮、實際利率水平處於中性偏下位置，意味著經濟體很難進入過去債務膨脹式的增長。失去了資產泡沫和債務膨脹的助推劑，經濟增長的實際動力非常薄弱，因此我認為，全球經濟在未來3-5年之內，甚至可能在10年之內，都將面臨比較黯淡的前景，最好的狀態是中性通脹下的低增長，最差的狀態是高通脹負增長（滯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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