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帝四經》與《道德經》起源的時代，其社會生產能力及社會群落所掌握的資源總量，與漢代相比有著巨大的差別。這意味著老子在理論中所建立的“小國寡民”模型，無法套用到漢帝國龐大的身軀之上。老子本人並未經歷過帝國天下的時代，對經濟富足並無深刻的理解，只能認識到政府少干預經濟的好處，卻不知道經濟在發展到一定程度後，社會群落中有經濟積累的成員會要求政治權利。這是人的社會意識使然，因政治權利不足而對保護個人的私有財產缺乏信心以及安全感。

對更高政治權利的要求，是直接有悖於最高統治者核心利益的。這種政治權利歸屬的矛盾會因經濟的不斷發展而持續升級，直到累加至社會無力承擔而最終以極端的形式爆發。景帝執政期間的“七國之亂”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

以今日觀點來看，黃老之術略微窺得了些經濟發展規律的門徑，但是理解並不深刻，對新技術作用於經濟的效果，以及經濟快速發展時期的社會意識變化，並無前瞻性的洞察力和主動應對的法門。理論的天然缺陷，使得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後，便喪失了指導社會繼續前進的能力。理論支援上的無以為繼，令統治者和整個社會都陷入迷茫之中。社會成員的政治權利要求，與帝國統治者維持至高無上皇權的要求，這兩者間存在的矛盾根本無法調和。文帝的權術，景帝的暗殺，都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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