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重陽這一驚世駭俗的舉動，在歷史上引起了不小的震動。人生在世，不管信什麼教，期待進什麼天堂，但在你的內心的最深處，仍然對死亡有著深深的恐懼。歷代的中國人，在這一點上更是忌諱莫深。說什麼都好，千萬不要提到一個“死”字，甚至連“死”的同音字“四”字，也受到牽連，成為人們避之不及的數目字。

在我的記憶中，除了王重陽外，好像只有兩個特例：一個是《聊齋志異》中的姓李的無名書生，他在堂前懸著一個匾額“待死堂”。蒲松齡稱讚他說：“亦達士也！”

另一個就是我們大家熟悉不過的魯迅，他在北京抄古碑的那段時間裡，事業失敗，理想破滅，婚姻失意。於是便給自己刻了一方印，曰“堂”；又給自己取了個別號，曰“俟堂”。意思都是一樣，還是“待死堂”！

——這其中彷徨無助的悲觀，悽苦萬端的絕望之情，恐怕不足與外人道也！一個人要想像魯迅一樣深刻，這，就是代價！

同樣的，當時年局四十七歲，文武雙全的王重陽，一個人默默地住進了這窄小的“活死人墓”。當他孤獨地面對著自己那方小小的靈位時，心中該是怎樣的一種悽苦和迷惘？

“一處行窩幾十年，蓬頭長日走如顛。”！從古到今的那些聖哲們，也許都有這種獨處行窩，在烈日下蓬頭長走的慘痛經歷吧？

金世宗大定三年（公元1163年），王重陽從“活死人墓”中爬了出來，轉身幾鏟子就把“活死人墓”給填了。此時的王重陽，彷彿經歷了一番生死劫，脫胎換骨，渾身散發著不一樣的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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