競爭的溢位效應還很明顯地反映到國民生活狀態上。 如果蘋果不把所有生產外包，而是在美國進行全場的生產和銷售，那麼會讓蘋果的員工人數可以增加一倍，這也意味著增加很多就業。當然，增加員工和裝置，會在很大程度上吃掉蘋果的利潤。而蘋果把生產全面外包，則減少了很多就業，並且保持著非常高的利潤。 那麼，哪種方式對美國國民收入和國民幸福更好?很顯然，蘋果透過大量外包，保持高利潤對美國更好。 蘋果的大量運營成本和利潤，變成了員工和股東的收入。 而這些員工和股東一方面需要交稅，另一方面需要消費，第三方面需要投資。 而不論他們做什麼，他們因為都是社會上的聰明人、精英，因此他們花錢也是更偏向於知識型、智慧型消費和投資。 而這些消費和投資將促進國內的相關知識和智慧服務業的發展，促進整個經濟的發展升級。 另外，因為美國人把大多數低端生產都外包了，因此很多人無法就業，只能依靠吃政府救濟生存。 而從人類思維發展的狀況來說，“無業+吃救濟”要優於做簡單、機械、重複的勞動。 人們在吃救濟同時無所事事的時候，有些人自暴自棄，胡吃海塞+極為懶惰，讓自己越來越胖；但同時，有些人正好可以進行學習，促進自己的思考，提升自己的智商，然後找到更好的工作。 而這些人即使沒有找到工作，但是因為自身的素質提升，會對自己的後代產生非常好的影響。 而當人們天天重複低階勞動的時候，必然是智商越來越低，連提升自己的機會都沒有。 這樣的結果只有兩個：1、中國這些工廠的人們，在勞動的時候只能夠維持溫飽，當下崗裁員或者企業倒閉的時候，立刻陷入貧困，而且因為個人智商降低，因此很難找到好點的工作，生活也日漸艱難。 2、子女教育：父母是孩子最主要的老師，當家長自己的智商降低時，必然也會直接影響孩子從小的大腦發育，影響孩子的智商。 卡爾 威特的教育是高智商的父親把低智商的孩子培養成為大學教授（在西方文明社會，大學教授的地位很高，所以這是個不得了的事情）； 而中國很多家長的教育，是因為自己智商低，結果把很多高智商的孩子弄成低智商的成年人。 而智商是人類競爭的基礎，低智商的人們在社會競爭中，基本上沒有成功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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