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殷商後期，上古那種“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的唐堯之風終於開始式微，帶有原始氏族聯盟特徵的，鬆散殷商“聯邦”逐漸動盪，以往那種王權與族權“共和”的關係在逐漸被打破。臣服於商的方國平時按兵不動，是因為中央政府的巋然不動；一旦王權有任何風吹草動，他們就開始蠢蠢欲動——中國歷史從一開始就註定不能像西方文明起源的模式，形成兄弟式的城邦結構。它若要安寧，必須有一個強大的父權核心。對於商王來說，惟有不斷加強王權，才可走出危機。維權是殷商後期幾位王都奮爭過的事，但在當時談何容易。王權一方面受到至高無上的神權壓制，一方面被各宗親氏族、姻親氏族，還有強大的各邦國氏族所制衡。

《尚書•牧誓》中武王歷數帝辛之罪的“昏棄厥遺王父母弟，不迪。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是信是使，是以為大夫卿士”，指責他排擠宗親舊臣，信任重用地位卑微，甚至四方逃亡的罪人。這一罪名究竟是恰如其分還是誇大事實不得而知，反正也沒有找到什麼記錄，倒是我們熟知的殷紂重臣為費仲和蜚廉、惡來父子，他們所出之族都是比較顯赫嬴姓部族，根本和卑微不沾邊。費仲是顓頊裔孫、秦人祖先大費（伯益）之後，大費次子若木，因不得襲爵位而淪為平民，遂以父名為氏；蜚廉、惡來的族源與費仲有著很近的親緣關係，蜚廉是日後趙人和秦人最後一位共同的祖先。商王受的肱股仍然是殷商的近親嬴姓部族，似乎沒四方逃亡的罪人什麼事。費仲管理國家財政，蜚廉、惡來負責衛戍征戰。隨著主君名聲的敗落，他們也落得青史惡名，《史記》中詬病：“費中善諛好利”——可見費仲在殷商宗族和服國間徵收稅賦、充盈國庫的財政管理上做得很盡心，導致諸侯族領們的不滿；“紂又用惡來，惡來善毀讒”——可見惡來對反對派謀逆的意圖十分敏感，又能及時將其剿滅。最後，這個“善毀讒”的軍人在牧野大戰中壯烈殉國，而他的父親蜚廉，當時正率軍南征東夷，待他回師之時已時過境遷，所效忠的主人和國家都灰飛煙滅，於是他整頓殘部，在東南沿海一帶“負隅頑抗”，最終寡不敵眾，被周人“驅飛廉於海隅而戮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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