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種思路，就是在一元體制內進行監督制衡。歷朝歷代，反覆嘗試，都失敗了。李光耀，強人也，在新加坡管得住，但是把廣東省給他，他未必能管得住。全中國就更不用說了。從現狀來看，可以斷定，目前所採取的這些措施，解決不了根本問題。比如，前幾年，人事部門出臺了措施，書記、縣長、組織部長、公丨安丨局長等職務必須異地任職，並將其作為新經驗好做法進行推廣。其實這根本不是什麼新經驗，早在宋代就全國推廣了。而且古人的措施更具體可行，你當多大的官，必須離家多遠，具體里程都規定清楚了。但是歷史證明，這不管用。宋代沒有手機、飛機、網際網路，跑遠點避開社會關係，多少起點作用。現代社會，異地任職，除了增加公車油錢，湧現了一批走讀幹部，廉政效果確實不明顯。更為麻煩的是，監督機構自身缺乏監督，權力濫用更為嚴重。例如，湖南郴州紀委書記曾錦春的大案，央視等媒體報道有很多，我就不再重複了。

中國地域大，人口多，監督的深度半徑和廣度半徑都太大，縱有千手千眼，也看管不過來。一首搖滾樂唱道：“我們生活的世界，就像一個垃圾場。人們就像蟲子一樣，在地裡你掙我搶。吃的是糧食，拉的是思想。……還有沒有希望？！”這些年來，我時常想起這首歌，它是中國社會近乎絕望的吼叫，是啊，我們到底還有沒有希望？想不出頭緒，苦悶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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