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搏弈論的角度來看，各地政府的區域性最優方案之和，不一定是整體最優方案。各地出於自身利益最大化考慮，進行理智的、互動的、連續的博弈行為，最後扭在一起，形成了一個趨於穩定的“納什均衡”。這個狀態，把中國很多產業的用工成本、土地成本、環境治理成本等鎖定在了一個很低的水平上。在一開始，對企業的發展、產品國際競爭力有好處，但越往後越不對勁。用工、土地、環境等成本不上去，就不能形成產業升級的壓力和動力。這是中國製造升級乏力的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匯率和利率是另一個重要原因）

在這種低端鎖定的狀態下，土地轉讓的財政負擔太重，農民工權益保障不力，安全事故多發，環境汙染引發抗議……總之，進入2000年以後，各地政府越來越難受，但難受也要憋著，誰也不敢先動，誰先動誰先死。

要打破這個發展僵局，需要等待歷史機遇。2002年以後，機遇來了。這個“機遇”就是：2000年以後，中國入世投身經濟全球化，“中國製造”潮湧而出，生產要素價格啟動，人民幣升值壓力巨大，產業升級已是箭在弦上。

這個機遇，同時也是挑戰。這是改革開放三十年中國國力積累的結果，是量變積累即將引發質變的強烈訊號。中國能不能抓住歷史機遇？不要激動，我們先打住一下。要知道，這個牌局的形成，是幾大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前面貼子裡，我們聊了“三農”領域和國企改革、私營經濟、特區發展、省域發展的情況。另外，市場化、城市化、國際化等因素還沒有聊到呢。要透徹分析當前的機遇和挑戰，我們需要回過頭去，繼續把各大因素的情況聊一聊，看看中國是怎樣一步步走到今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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