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可貴的是，這位齊太公懂得發揮資源優勢，他努力向濱海推進，打開了通向太平洋之門。呂尚曾幫助周人確立早期的財經政策與貨幣制度（《漢書?食貨志下》：“ 太公為周立九府圜法。”）以支撐對外戰爭。為發展齊國，他在農耕部族的“節流”性格里注入了“開源”之風，“通商工之業，便魚鹽之利”，齊國於是有了非凡的氣象。從一個根基薄弱的軍事據點到一個地大物博的強盛邦國，呂尚為齊國充當春秋首霸而仲裁東方奠定了堅實的經濟基礎，實利主義的風格也使齊國成為善於改革求變的國家，那所謂的“姜太公在此，百無禁忌”，正可作如是觀。

周公與召公一直留在朝中輔政，改派兒子去封國主政。相比姜太公，魯國的伯禽得其父周公心傳口授“利而勿利”，秉持公心，凡自以為能利民處便當移風易俗，按部就班，一絲不苟，故成效較慢，但也為“地狹民眾”的魯國日後成為禮樂基地奠定了基礎。《呂氏春秋》以“後見之明”總結了齊、魯統治者的治國方略及其主宰的國運——齊“尊賢上功”，雖得波瀾壯闊，終以王室易姓收場；魯“親親上恩”，僵死的家天下，不溫不火，實坐以待斃。如此明顯的是，齊國八百年深厚的家底有助於他在秦邦十年吞併戰爭中堅持到最後。

濃厚的濱海氣息，有助於齊人形成豁達足智的性格，尤其是漁人，他們為了將閃躲迅捷的梭魚，或性情兇猛的藍點馬鮫送入市場，必須練就嫻熟的捕捉技巧與快速的應變思維。“齊人有言曰：‘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雖有鎡基不如待時。’”（《孟子?公孫丑上》）此乃經驗之談，這既是齊太公之遺風，也是齊文化之心訣。後世有人想當然地認為呂尚是“東海上人”，這又是一美麗的誤會，可若非他見慣風波，又何以能參透魚類的機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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