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譏之” ，歷來是封建文人改不了的習慣，但這一點犯了秦王朝的大忌。要知道＂焚書＂的時候，首先燒的就是列國史書：“秦既得意，燒天下詩書，諸侯史記尤甚，為其有所刺譏也”③ 秦始皇這次對儒生們的譏笑的反應如何，史書未提，應該是啞忍了。但他的忍耐顯然是有限度的，當知識分子譏刺朝政之風愈演愈烈的時候，悲劇終於發生了。

其實在《史記》裡，方士侯生和盧生逃跑的原因，有他們自己的一段對話說得明白：“始皇為人，天性剛戾自用。。。專任獄吏。。。博士雖七十人，特備員弗用。。。樂以刑殺為威。。。不聞過而日驕。。。天下之事無小大皆決於上。。。貪於權勢至如此，未可為求仙藥。”

而秦始皇得知之後，最為震怒的就是他們私下針砭時政，“為訞言以亂黔首”， “於是使御史悉案問諸生，諸生傳相告引。” 告引什麼呢？當然是誹謗言論而不是長生藥的秘密。“坑術士” 實際上就是對文人議論政治的嚴厲懲罰，也是因為“以古非今者族”的法令沒有起到足夠的阻嚇作用，而必須殺一儆百的措施。

所以，焚的是什麼書、坑的是儒生，還是術士， 糾纏於這些細節，不如認清這場運動的實質。

秦國自孝公之後，限制知識分子的學術活動，其方針是一以貫之，這也是一個法西斯軍國主義國家必然的需要。秦人統一天下以後，試圖以文化調和來達到文化思想的和諧統一。結果此路不通，因為這種文化與它本身的法西斯制度背道而馳，亦為鉗制思想的法家意識形態所不允許。只好回到《商君書》“壹教”、“壹言”的老路上去，把文化徹底掃除，這就是＂焚書坑儒＂的起因，與現代的＂破四舊＂頗有些遙相唱和的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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