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藩跟儒家的禮治是相牴觸的，儒家奉行干涉主義，主張透過維護君主的權威來實現干涉主義，而藩王制度恰恰影響到了儒家的干涉主義，這也是漢明兩代儒臣皆力主削藩的原因。賈誼的《治安策》深刻論述了這種盛世下的末日危機。

“夫抱火厝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燃，因謂之安，方今之勢，何以異此。” 賈誼的《治安策》深刻論述了這種盛世下由於藩王制度而潛伏的末日危機。

不光如此，蘇軾也針對削藩問題發表了一番議論，蘇軾在《晁錯論》的開篇提到世上最難辦的事情是表面上一片太平，暗地裡卻埋藏著隱患，實際上就是指封藩。接下來蘇軾指出要想成功的削藩必須具備三個前提條件：第一，要把削藩這件事情搞清楚，也就是要對敵我雙方的力量進行科學評價，要清楚削藩的後果；第二，一旦由於削藩而帶來了後果，就不要害怕；第三，削藩要講究循序漸進。蘇軾在提出這三個條件的基礎上也點明漢代的晁錯是不適合做這件事情的人。

建文皇帝在沒有掌握軍權的情況下過急過快的削藩，是建文皇帝失敗的根本原因。無論你承認不承認，朱棣的造反是被建文皇帝所逼迫，造成此種局面的責任在建文而不在朱棣。雖然建文皇帝失敗了，但建文皇帝的仁政、禮治在明初的政壇上留下一抹餘輝，這對朱棣日後的施政也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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