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看法家，先秦法家大致分為兩派：一派以申不害為代表，講究“術”、也就是常說的政治鬥爭中勾心頭角的那套；另一派以李悝、商鞅等為代表、承襲子夏西河學派，著重“法”、關注國家大勢的發展；而韓非子為兩派之集大成者。從《商君書》中可以看出，商鞅眼裡“法”的地位甚至高於國君的地位（“為天下而位天下”,“非私利天下而為之”），以致當時平民百姓只知商君之法而不知國君——這一方面可以說明商君法貫徹之廣泛，改革影響面之廣為其前輩李悝所不可比擬；另一方面，這種把“法”凌駕於國君之上的做法，也早晚會招致統治者的反感，這也註定了商鞅必然為統治者所不容的結局。因此到了韓非子、在結合了申不害的權術後，“法”就完全轉變成為統治階級、尤其是專制君主服務的工具了；雖然在具體律令上依然和商鞅之法並無大異，但其指導思想已經和商鞅完全不一樣了，韓非之後的法家也因此往往被認為是帝王鷹犬，就不足為奇了。

日期：2012-06-18 13:48:18

既然商鞅的法制精神和韓非等並不同，那商鞅對“法”的認識是什麼呢，這個“法”的用意又何在呢？其實商鞅被大家看做法家先驅，但商鞅更是中國“國家主義”之源頭、甚至可以認為他是中國國家主義之鼻祖！商鞅變法只從“重農抑商”這點就可看出，他絕不是僅僅為君主個人利益服務的：因為直到漢武帝之前，工商稅收是不如國家公共財政、而是歸屬君主私人財政的“少府”（秦始皇允許大鐵商寡婦清能面見他，就是因為販鐵收益歸秦王私有）；商鞅提出的“重農抑商”首先就直接有損於君主的私人利益。由此可見，商鞅為了“國家”的強大，是可以不惜一切代價、不顧一切既得利益，哪怕他貴為人君。在這一點上，我們可以看出古今中外著名的“國家主義”者的共通之處。從羅伯斯庇爾到希特勒、從斯大林到毛澤東，都是個人私利並不計較、沒啥貪汙腐敗臭味，而始終把“國家利益”放在最重要的地位——這往往是國家主義者們最為後人所津津樂道之處，所謂“毫不利己，專門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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