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一年是崇禎元年（1628年），天啟皇帝病死後，把帝國的爛攤子扔給了新皇帝。此時的中國政局可以用“危機四伏”四字來形容，時人將北方之虜、中原之寇、東南之夷盜並稱為“三大患”。在這三大患中，中原的農民起義最終推倒了大明帝國的最後一堵牆；北方的滿人漁翁得利、入主中原；在晚明的最後幾年裡，只有東南危機得以解決，這得益於帝國對海盜政策的調整。

在福建水師一敗塗地之時，熊文燦走馬上任福建巡撫。泉州府王猷上書熊文燦，稱鄭芝龍在與官兵的戰爭中，勝而不追，俘而不殺，據而不掠，有歸降之意，“一時剿難卒滅，撫或可安。”熊文燦當然也不想剛上臺就吃敗仗，倘若能招撫鄭芝龍，倒可以省卻很多事。那麼鄭芝龍又是怎麼想的呢？

鄭芝龍與顏思齊不同，顏思齊重在開拓海外事業，而鄭芝龍從一開始便確立了立足大陸的方針。他是個有抱負有雄心的年輕人，決不會滿足於在臺灣笨港那麼個小地方當海盜頭頭，而且自古以來，海盜有幾人有好下場呢？再說了，他本來就是個商人，先是在澳門經商，後又到日本平戶，被大海商李旦收為義子，在商業上前途無量。只是年輕氣盛，一腔熱血追隨顏思齊要革日本幕府的命未成功，這才落草為寇。所以在他執掌海盜集團後，便大力打造“新型海盜”的形象，不奸不淫，不殺人放火，跟官府打仗點到即止，並不趕盡殺絕，還不時傳遞願意受撫的意向。換句話說，求利要求大利，若是整天喊打喊殺，卻只圖個蠅頭小利，這有什麼意思呢？與海上貿易的鉅額財富相比，殺人放火搶劫，那才多大一點利益呀，鄭芝龍不屑於做這個。要在海上貿易上圖得大發展，必定得有資源才行。福建是中國最重要的外貿基地，背靠全中國的貨源，還有比這塊風水寶地更好的地方麼？要紮根福建，營造商業帝國，就得跟官府合作，投靠官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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