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這就苦壞了老百姓。自己早連口吃的都沒有了，還要繳納名目各異的重稅，這錢糧打哪兒來？可繳不上租稅，便要挨官家一頓好打，只得拆屋賣瓦、典妻當女地拼湊，糊過今日不知明日，苦不堪言；而官家才不會同情你，你說你餓得半死，那不還沒死嗎？得，榜文一張，去幹勞役；沒力氣幹？那還是一頓好打——這橫豎都是一頓好打，不餓死也得被打死，日子還讓人咋活呀？

官逼民反，反正活不下去了，那還不如反他孃的。對，反他孃的！

終於，乾符元年（公元874年）的歲末，濮州（今山東鄄城）有一個叫王仙芝的私鹽販子忍無可忍，和另一個叫尚君長的，聚眾數千，在長垣起事造反了。

膿腫的毒瘡，此時起算是真正挑出了頭。

在此之前，大唐王朝曾有過八年的“安史之亂”，後來又有過“涇原之變”，出過朱泚、劉闢、吳元濟、李同捷、劉稹等一大幫的叛臣，有過袁晁、裘甫、龐勳等等一干反賊，大唐王朝如害了幾場重病，雖然沒至於倒趴下，也已鬧得虛弱不堪，只在勉強支撐了。遺憾的是居安思危這個詞，從來都是易於說而難於行的，只要權且能支撐住，朝廷上下自天子到臣工，就都被這種虛弱的太平假象所陶醉和矇蔽了，再沒有及時將息調理、補充挽救的念頭。因而到此時，便早如同一個積重難返的垂暮老人一般，再經不起一丁點兒的風吹浪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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