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因為“北方各地既已相繼淪沒”就判斷“弘光朝廷在財政上應該是綽有餘裕的”就不嚴謹了。南京並不是國家中樞，南京戶部和北京戶部儲備的財物是不可能相比的，而安宗重新組織朝廷，必然增加財政開支。更何況對順清的戰線都已拉長，戰爭時期的各項財政開支一定會急劇增加。此時“減免稅賦”，除了贏得言官清流（而且必然是龔鼎孳、光時亨這一類“慷慨激昂黨”）的讚許外毫無疑義，也肯定沒法推行。在這一問題上，史可法的判斷是現實的。

明朝亡於財政破產，而崇禎朝的財政危機總爆發是一個大題目，應當結合黃仁宇先生對明代經濟稅收制度的整體分析來看。網上有研究者認為明中期以後社會財富大多聚集於工商業階層，而出身江南的文官集團將國家的財政基礎定位在農業稅收上，過分保護了工商業階層的利益（/publicforum/content/no01/1/297900.shtml），是有一定道理的。弘光朝的財政政策是更依賴於農業稅收還是工商業稅收，有待熟悉史料的師友解答。

不過，將弘光朝的稅收與李自成、滿清相比，有點不倫不類。李自成的“免賦”前面已有分析，飽受戰爭和饑荒殘害之地無賦可徵，“免賦”不過是“毫無實際意義的政治宣傳罷了”。至於滿清，當然不可能繼承崇禎朝的賦稅政策，至少不可能有道理徵收“遼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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