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14-07-26 18:09:00

但當中國軍隊遭遇慘敗，被迫簽訂城下之盟《南京條約》之後，曾國藩的態度卻與一般計程車大夫有了很大的不同。1842年8月9日，他在給父母的信中說：“自英國人主動挑起戰爭至今，已經兩年了。做將領不知道如何帶兵，當兵的不知道怎麼打仗，對於國家的威望，確實是有一些損傷。這次議和，實在是不得已。但是，如果這樣做可以使英國人永不犯邊，中國從此得到安寧，那麼我們即使以泱泱大國的身份屈從於一個小小的島國，那也是順天應人之舉，誰說不是上策呢！”

從這段話中我們可以看出，曾國藩對於《南京條約》的簽訂是持贊成態度的。他的這種妥協求和的思想，很顯然是來源於他的政治恩師穆彰阿，在他以後的外交實踐當中，這種思想還會經常地體現出來，並且深刻地影響到了他的學生李鴻章。從穆彰阿到曾國藩，再到李鴻章，這是一脈相承的對外妥協的體系。

貫穿整個中國近代史的主戰與主和之爭，從鴉片戰爭開始就已經存在了。主和的既然有體系，那麼主戰的也不能不沒有體系。主和的體系是從穆彰阿到曾國藩，到李鴻章，主戰的體系則是從林則徐到左宗棠。

在鴉片戰爭期間，左宗棠的表現就和曾國藩有了很大的不同。誠如上面所說，曾國藩雖然對英軍的侵略感到憤慨，堅信中國能夠取勝，但是並沒有明確表達主戰的觀點，合約簽訂後，曾國藩更是倒向了求和的穆彰阿一方。左宗棠則不同，他是堅定的主戰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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