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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來,孔子根據魯國的史記,重新編寫了《春秋》一書。需要說明的是,實際上當時春秋代表一年,各國的史記都叫“春秋”。孔子編著的《春秋》,是一個劃時代的歷史文獻——不但在於其內容,更在於他所創立的一種寫作記錄歷史的方式,即後世所謂的“春秋筆法”。司馬遷說“約其文辭而指博”,“推此類,以繩當世貶損之義”。他高度評價這本書的歷史貢獻:“《春秋》之義行,則天下亂臣賊子懼焉。”
如果你沒有看到我在前文中羅列的一大堆《史記》中提到的關於太史的故事的話,那麼可能還會覺得司馬遷對孔子版《春秋》的評價合乎一個儒生對於儒家創始人的評價;可是現在我們不免產生個疑問:只有亂臣賊子懼了?君主就可以不懼了?這不是把史書的功用片面化、低端化了嗎?看起來是在推崇孔子的《春秋》,但結合司馬遷的身份、對自己史官職業的無比的自豪感和榮譽感來看,司馬遷對一部史書的評價維度,遠不應該止於此。事實上,從他自己的“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的史學宏旨來看,所謂“亂臣賊子懼”的評價,實在是明褒暗貶了!
但司馬遷的評價卻也不失客觀,因為孔子在編寫《春秋》時的目的,就是維護君主、打擊“亂臣賊子”的。關於君主之惡,他不想說——他畢竟不是職業史官,職業史官的最高原則是真實;他只是想透過編寫或改寫歷史的方式,來達到宣揚自己政治主張的目的——孔子說:“臣不可言君親之惡,為諱者,禮也。”他是這樣的觀點,你就不能指望他編寫史書,能有像司馬遷筆下的那些太史們一樣的風骨節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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