車子旁邊是個鋪滿落葉的硬泥土地，有提取條件的足印找到了6枚，經過比對，其中4枚分別屬於男性死者、女性死者和報案人（現場民警穿了鞋套，很不容易留下足跡），另外兩枚可能屬於兇手，也可能屬於看熱鬧的人群，甚至就是之前來遊玩的無關人員。

另外，現場那輛車是男性死者名下的私車，收費站的記錄顯示，是案發當晚開進景區的。

除此之外，我們居然就沒有了任何的物證，也沒有線索。專案組七八個人，頓時一籌莫展，偵查工作陷入了僵局。

在內部的案情討論會上，實話說，形成了完全對立的兩種意見：一部分人（包括我和師父）認為，此案指控顧應文是兇手，完全沒有證據支援，達不到提請逮捕、起訴的證據標準；況且，從手銬留下的痕跡、現場被兇手拿走的男性死者的太陽鏡來判斷，更不像是一個出於激憤而殺人的合理邏輯。另外一部分人（包括關局長）則認為，這些都是兇手可以完成的偽裝，而顧應文作為一名老丨警丨察，具有很強的反偵察能力，做到這些也並不奇怪；更重要的是，兇手手法嫻熟，準確的搶到了周洪濤的手槍並將兩人制服，而且槍法很準，一槍一個，普通的小毛賊沒那個膽子更沒那個技術。

無需多說，當時會議室裡坐著的人，個個都知道刑訴法上的規定，明白應該怎麼處理顧應文的問題。然而，這個案子已經不僅僅是法律問題了，牽扯太多，恐怕也沒法完全按照理性來判斷。最後，關局長作為專案組的領導撂下一句話：“想要救他，先把真兇給我抓來再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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