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官僚機構異常冗雜，往往一個崗位，一批官員，行政效率底下，官員的工資開支又是一筆不小的財政支出（宋朝官員數10倍於唐朝）。另外，每年還要向遼人、西夏繳納一筆“和平費”（歲幣），雖然錢不多，多少也是個負擔。

林林總總的開銷加起來，實際上大宋政府的財政入不敷出，形成了國民富裕，國家貧困的局面。

少年時代的宋神宗就熟讀了《韓非子》，法家“富國強兵”的理念深深植根在他腦海中，當他讀過王安石的《上仁宗皇帝言事書》後，雖然還不認識王安石，但已經將他視為具有共同理想的知己。

即位不久，宋神宗任命王安石為江寧府尹。次年四月，宋神宗在汴京召見了王安石，這次會面猶如“彗星撞地球”，徹底改變了北宋的歷史程序。

兩人一見傾心，大談起變法改革的必要性、緊迫性。

很快，宋神宗全權委託王安石主導變法相關事宜，轟轟烈烈的王安石變法拉開大幕。

變法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大宋的國庫收入（神宗年間的國庫儲蓄可供應朝廷開銷二十年），加強了軍隊戰鬥力（熙寧六年，宋軍大敗吐蕃，拓地兩千餘里，招撫羌人30餘萬帳，是北宋對外軍事史上難得的大勝）。

然而王安石試圖用國家體制來管控一切的商業、農業、軍事等領域，意識太過超前，當時的政府組織體系也難以支撐，根本沒有合適的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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