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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2016-12-16 11:52:16
這樣的政治情勢變化導致了一系列嚴重的後果。
首先,凡事都有慣性,從仁宗時期“三楊”陸續入閣掌權,到萬曆十八年吏部擺脫內閣,期間內閣權力穩步上升直至領袖群臣已有近150年。再不合法的東西,如果已經存在150年,都會積累巨大的慣性,變成合法的。內閣首輔尊於群臣,是150年以來的既成事實,內閣侵奪部院權力也是150年以來的既成事實,皇帝雖然削弱內閣,卻仍然不得不依賴內閣。因此,部院想依靠所謂祖制就輕易收回被內閣奪去的權力,自然不可能。於是內閣和部院之間的爭鬥也就此激化,黨爭從內閣擴大到外朝,黨爭所爭的已不只是一個內閣首輔而已。
由於吏部主管人事,自然成了外朝之爭的重中之重。由此,吏部和吏科成為東林黨、浙黨、齊黨、楚黨的必爭之地。由各黨輪番掌握的京察之權也就徹底淪為黨爭的工具。京察是明朝祖制,指對在京官員的大考核,孝宗之後定為六年一次京察,而在正德以後又形成制度,在巳年和亥年,也就是生肖的蛇年和豬年舉行京察。由於京察涉及對在京官員的大考核,考核結果不合格的人會被降職、調任、勒令歸家閒居、罷黜等。而且祖制,因京察所罷免的官員終身不得起復,也就是再也不能重新做官。這豈非是打擊政治對手的絕妙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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