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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有位重要的思想家黃宗羲，是中國歷史上研究賦稅制度最深入、最系統的學者，沒有之一。他曾指出賦稅制度的“三害”：

“或問井田可復，既得聞命矣。若夫定稅則如何而後可？曰：斯民之苦暴稅久矣，有積累莫返之害，有所稅非所出之害，有田土無等第之害。”

這就是著名的黃宗羲定律，對新中國的並稅式改革非常有啟發，至2006年1月1日，存在兩千多年的農業稅被廢止，彪炳史冊。

左戰想見賢思齊，但任何改革都要立足於當前的國情。十七世紀二十年代初，明朝雖然出現了早起的資本主義萌芽，但僅限於東南沿海的紡織業，大部分地域還是以農業生產為主，這也是朝廷賦稅的主要來源。

新內閣第一次會議的重點就是要聚焦三農，楊漣雖然位列後補委員，但性格直率，眼見自己的副手周嘉謨入閣參政，多少有些不平衡，緊跟著說道：

“啟奏聖上，周侍郎的提議非常好，但還需要斟酌。各地災情不盡相同，有些地方受災輕，當地的土地肥沃、水源充足，只要賦稅減免就能自行渡過難關。有些地方受災重，當地的條件惡劣，即便減免賦稅也不能解決問題。如今各地旱澇交替，耕地大量荒蕪，老臣建議在減免賦稅的同時，在全國範圍內重修水利，組織流民開墾荒地，從根本上解決糧食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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