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張偉紮根臺北，劍指臺南之際，北京紫禁城乾清宮大殿的金鑾椅上，端坐著一位面白無鬚的青年男子，頭戴翼善冠，身著四團龍袍，腰纏透犀腰帶，因天氣溽熱，大殿內雖陰森幽暗，但通風不佳，殿內眾人也只待了一個時辰不到，便各自汗透重衣。

那青年看在眼裡，只不做聲，眼見各大臣額角冒汗，卻只是端坐不動。峻刻寡恩，正是大明天子的一慣傳承。此人正是剛繼明熹宗朱由校皇位而登基為帝的崇禎皇帝朱由檢，他逝後廟號繁多，有懷宗，毅宗，思宗之說，不過現下繼位一月有餘的皇帝，此時正躊躇滿志。雖遼東之地已失大半，天啟七年正月後金又征伐朝鮮，大大明眼看要失去最忠實的盟友及遼東最重要的戰略伙伴，三月，陝西王二率眾起義，殺知縣張鬥耀，困擾崇禎帝十七年的明末農民大起義已然拉開序幕……但現在這位皇帝對末來仍是充滿信心，“中興大明”在他看來，並不是可望而不可及的。現下在殿內召集諸閣老大臣議事，議題卻不是什麼軍國大事。新皇繼位，已定了開明年為崇禎元年，詔告天下，除此之外，便是先皇陵寢奉安的大事。現下議的，便是選址，動工，命名等事。選址的事情其實最為簡單，自永樂十一年，成祖長陵峻工之日起，直至熹宗病逝前，北京城外的天壽山已安葬了大明帝國的十一位皇帝。雖說二十里內沒有那麼多的龍脈，不過子孫相依為陵的做法早已約定俗成，在這種事情上與祖宗成法對著幹是完全沒有必要的，故而熹宗皇帝葬於天壽山亦是必然之事，八月底的時候，新繼位的皇帝便派了大學士施鳳來、司禮監的李永貞勘探陵寢地址，八月初，便已將地址定在世宗皇帝永陵東北一里處。適才工部尚書薛鳳翔在殿上題奏：“各陵惟長陵、永陵、定陵為壯麗，而皆費至八百餘萬。今議照慶陵規制，可省錢糧數百萬，查慶陵曾發內帑百萬，謹援例以請。”原以為順理成章的事，敦料皇帝大發雷霆，當即將題本擲還，令工部尚書仔細核算，不得因循舊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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