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無論如何也要抗拒辮髮，那就只有剃度出家。大量的人在此時出家了，其中有個呂留良，法名叫做耐可。他宣傳華夷之別和迴歸封建，自然也會聯絡到排滿思想。他的著述引發問題的時候，本人已經在五十年前死去，但還是被戮屍。時間是雍正十年（1732）。

雍正帝採取的方針是以思想對思想。他沒有殺據說曾繼承呂留良思想、圖謀造反的曾靜，還撰寫了《大義覺迷錄》。這是在論述清統治的正統性和華夷思想的不當性，曾靜的《歸仁說》被收入附錄。然而到了乾隆帝時代，一度被饒的曾靜被處以死刑，連《大義覺迷錄》自身都成了禁書。

到了乾隆帝時代，文字獄之所以在一段時間內非常嚴格，是因為思想界中排滿思想在底流逐漸擴散。此時也出現了連子孫都被處死的情形，目的是讓學者畏懼。在筆禍案中，除了明顯能讓人意識到的以外，也混有文字偶爾被誤解的情況。想提筆寫詩文的人必然大大減少。學者為避免危險，開始專注於考據學。這樣的話就基本安全。清代學問中以考證學為主流，據說還萌發出了科學精神，不過如此產生的背景讓人哭笑不得。

乾隆帝發起《四庫全書》的編纂工作，令人抄寫從古今書籍中精選出的良書，次等良書則只把題目和解說加進去，共三千四百五十八種，約八萬卷，被分成七部，數字之大讓人窒息。其中還包括了日本的山井鼎、太宰春臺、根本武夷等人的著作。這的確是個很大的文化事業，但其中也有很強的思想檢查的意味，很多書成了禁書被焚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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