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華盛頓，維克多-亨利被另派到作戰計劃處去了。他什麼指示也沒從羅斯福那裡得到。人們說，總統是不可思議的，那位海軍上校從親身體驗中也開始相信這一點。但是他並沒由於這項任命而感到不安，儘管他好久以來一直渴望著並且以為可以得到一個海上的職務。

他現在已經安於坐辦公室，這比什麼——比他的雙鬢終於開始花白，比他的前額和嘴巴周圍的皺紋更加顯眼，比他在網球場上更加安詳的步子——都更表明維克多-亨利正在起著變化。

在倫敦和柏林呆過之後，一九四一年一月的華盛頓使他感到只不過是一幅充滿了爭辯、宴會、縱酒、混亂、麻木不仁和揮金似土的令人沮喪的圖景，不祥地酷似淪陷之前的巴黎。經過好長時間他才習慣於這裡的燈火輝煌的街道，川流不息的汽車，精緻——過於豐富的食品，以及對戰爭的愚昧和漠不關心。帕格每次同軍人和他們的妻子交談，發現他們只討論遠處的戰爭可能對他們自己渺小的生活帶來的些許好處。海軍學校畢業出來的象他那樣才具的同學，都正在踏上可以升到將級的海上主要指揮崗位。他知道人們都把他看作一個倒楣鬼，一個由於官運不濟而沉下去的新人。他關心過戰爭，關心過在他看來頗為黯淡的美國前途。可是現在他幾乎不再關心什麼了。

海軍仍舊象往常那樣全神貫注在日本方面。每逢總統作出一項加強大西洋艦隊的決定，就必然在海軍部和陸海軍俱樂部裡引起一片憤怒的怨聲和狡黠的搖頭。他試著談論德國人，他的朋友們就都對他側目而視。他們打趣的神情幾乎在說：他是個沒人理睬的持荒謬成見的人，在就他所知道的次要事務上大事誇張，以便吹噓他自己的重要性。國會里和報紙上關於《租借法案》大吵大鬧的辯論在他看來既不合邏輯，又文不對題。希特勒當時不對美國宣戰只是為了適應他自己的計劃，僅此而已。對美國人民來說，更配他們胃口的顯然是偽裝中立，同時開始緩慢地、斤斤計較地幫英國的忙——每朝這個方向邁一步，都要經過一番爭辯。這是兩個簡單的事實，但在唇槍舌劍中它們都被遺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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