魚津恭太以“前穗高峰亡友記”為題寫了一篇隨筆式的文章，登載於大報之一的K報社的晨報文學藝術欄裡。這是魚津從酒田歸來十多天以後的事。

這篇隨筆分為上、中、下，連載了三天。登載上篇的那天，魚津剛上班，常盤大作就立刻和他交談了。

“你的文章高明極啦！用現在流行的話來說，叫做文風明朗犀利，好就好在沒有一點陰鬱色彩。對你的文才，我得刮目相看羅。”常盤大作興奮地說。這是少有的事，因為他是難得表揚人的。

“你在文章裡說，你想在小坂的墓誌上題‘出世、登山、入土’幾個詞兒，其實改為‘出世、登程、入土’不好嗎？不，也許題作‘出世、攀登、入土’更好。總而言之，沒有必要說‘登山’這個詞，何必特意講明登的是山呢。”

“好，那我就這麼寫。”魚津苦笑著答道。

“還有。我還想提一個希望。你對死者的愛憐之情寫得極為痛切。不過，我想最好再插入一些記實性的敘述更好。照你那樣就成了文學家的文章了。你不是文學家，你要是和文學家比賽的話，就是通宵達旦地寫，也是及不上的。”

“我才不通宵達旦地寫吶！”

魚津抗議了，可是常盤不予理睬。

“你應該用你自己特有的眼光，不是任何別的，是用登山運動員的眼光，冷靜地敘述那個事件的經過。你寫了動人的佳句：‘事件的含義使我戰慄，那含義是比雪還要冷的。’然而你正應該比雪還要冷靜地敘述事件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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