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二年六月中旬，我的兒子庫爾特一週歲。奧斯卡，父親，以冷靜的態度對待此事，暗自想道：還要等上兩年。一九四二年十月，蔬菜商格雷夫在一座形式如此完善的絞刑架上自縊，因此，我，奧斯卡，一再把這次自殺列為莊重的死法之一。一九四三年一月，大家對斯大林格勒這座城市談論得很多。由於馬策拉特像以前強調珍珠港、託布魯克和敦刻爾克那樣地強調這座城市的名稱，我因此不再去關注這座遙遠的城市裡所發生的事件，而去注意我從特別新聞廣播裡所瞭解到的其他城市；因為對奧斯卡來說，國防軍報道和特別新聞廣播乃是一種地理課。要不然的話，我怎麼會知道庫班河、繆斯河和頓河是在哪兒流著呢？有誰能比關於遠東各種事件的詳盡的無線電報道更好地向我說明阿留申群島的阿圖島、基斯卡島和阿達克島的地理位置呢？就這樣，我在一九四三年一月學到了斯大林格勒這座城市位於伏爾加河畔。不過，我並不關心第六軍，我關心的是那時患上輕度流行性感冒的瑪麗亞。

患流行性感冒的瑪麗亞日見好轉期間，無線電裡的報道繼續開它的地理課：勒熱夫和傑姆揚斯克。對於奧斯卡來說，這兩個地點仍然是他閉上眼睛馬上能在任何蘇維埃俄羅斯的地圖上找到的。瑪麗亞病剛好，我的兒子庫爾特又得了百日咳。在我想法子記住激烈爭奪的突尼西亞的幾塊綠洲的極難記的名稱期間，小庫爾特的百日咳停了，非洲軍團也完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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