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段奇怪的情節，但是在把它作為奧威爾“黑暗面”的證據之前，還要記住不止一個評論家所說的關於他的幾點。第一是這個事件的確發生了。赫彭斯特爾第二天一早在梅布林·菲爾茲家尋求庇護，她證實了這點。第二是這事件在多年後被徹底改動了，因為考慮到關於奧威爾的新資訊以及他的作品當時還沒有在手頭（例如，赫彭斯特爾不可能在《一九八四》前說出“虐待的興奮”這樣一個短語，這與這部作品有著直接聯絡）。第三是赫彭斯特爾在寫到關於其他作家時，他總是有個秘密記錄隱藏在表面之下。他公認是脾氣暴躁，而且易於憎恨他後來在英國廣播公司工作時比他更有才華的文學人士——伊夫林·沃就是個眾所周知的例子——他很有可能會間接貶低別人的成就。“一個用棍子打自己酒醉朋友的人怎麼還可能是個偉大的作家？”這個問題從來沒有在赫彭斯特爾關於這場樓梯混戰的描述中直接出現過，但卻隨著害怕和虐待的興奮的回顧同樣潛伏在那裡。無疑，中年的赫彭斯特爾把它看成一個重要的象徵性的轉變期，然而，證據表明這只是兩個朋友暫時的爭吵。邁克爾·塞耶對這次事件的回憶提到這之中有政治關係，是因為赫彭斯特爾與米德爾頓·穆瑞的關係而引起的。奧威爾當時（而且幾乎可以肯定是錯誤的）懷疑他有莫塞萊分子傾向。值得注意的是，這段友誼仍然繼續著，奧威爾年末的信中沒有任何委屈憤恨的痕跡。如果碰到一個真正的虐待狂，赫彭斯特爾肯定會對他敬而遠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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