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12月15日。

我家住在上海西南角龍華。這是一個古老的地名，一閉眼睛，就能引出不少遠

年遐想。但在今天上海市民心目中，龍華主要成了一個殯儀館的代名詞。記得兩年

前學院宿舍初搬來時，許多朋友深感地處僻遠，不便之處甚多。一位最達觀的教師

笑著說：“畢竟有一點方便，到時候覺得自己不行了，用不著向殯儀館叫車，自己

慢慢走去就是。”蔣星煜先生立即安慰道：“它不至於只會就地取材。”

我素來是樂天派，相信可以把這樣的笑話輕鬆地說它幾十年。最近竟然病了，

而且不輕，說笑話稍稍有點勉強。請了病假，把學院的雜事推給幾位朋友，又有點

空閒讀文學作品了。昨夜讀的是霍達的《國殤》，才讀兩頁，紙頁就被淚水浸溼。

他們也是中年，他們也是教授，全死了。

返觀自身，我有權利說一點他們的死因。單為一項工作奮鬥，再累也累不死人。

最痛楚的是生命的分裂。已經被書籍和學問鑄就了一大半生命，又要分勻出去一大

半來應付無窮的煩人事。每件事都是緊迫的，無可奈何的，甚至是堂皇莊嚴的。於

是，只好在敲門聲和電話鈴不會再響起的半夜，用涼水抹一把臉，開始翻開書籍、

鋪展文稿、拆閱來信。這又是一個世界，自己正與各國同行征戰。從來沒有在這種

征戰中認輸的習慣，那就捂住呵欠，用杯杯濃茶來吶喊助威。天色*微明，過幾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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