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等生的短篇小說《餘索式怪誕》寫一位青年放假回家，正想好好看書，對面天壽堂漢藥店辦喜事，卻不斷播放惑人的音樂。餘索走到店裡，要求他們把聲浪放低，對方卻以一人之自由不得干犯他人之自由為藉口加以拒絕。於是餘索成了不可理喻的怪人，只好落荒而逃，適於山間。不料他落腳的寺廟竟也用擴音器播放如怨如訴的佛樂，而隔室的男女又猜拳嬉鬧，餘索忍無可忍，唯有走入黑暗的樹林。

我對這位青年不但同情，簡直認同，當然不是因為我也姓餘，而是因為我也深知噪音害人於無形，有時甚於刀槍。噪音，是聽覺的汙染，是耳朵吃進去的毒藥。叔本華一生為噪音所苦，並舉歌德、康德、李克登堡等人的傳記為例，指出幾偉大的作家莫不飽受噪音折磨。其實不獨作家如此，一切需要思索，甚至僅僅需要休息或放鬆的人，皆應享有寧靜的權利。有一種似是而非的論調，認為好靜乃是聽覺上的優潔癖”，知識分子和有閒階級的“富貴病”。在這種謬見的籠罩之下，噪音的受害者如果向“音源”抗議，或者向第三者，例如警察吧，去申冤投訴，一定無人理會。“人家聽得，你聽不得？你的耳朵特別名貴？”是習見的反應。所以製造噪音乃是社會之常態，而干涉噪音卻是個人之變態，反而破壞了鄰里的和諧，像餘索一樣，將不見容於街坊。詩人庫伯（William Cowper）說得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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