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時半年之久的“四清”運動即將結束的時候，梆子老太當上了梆子井大隊新成立的貧農下中農協會主任。

駐梆子井大隊“四清”工作隊隊長把這一決定解釋得合情入理：“盼人窮”屬於什麼性質的矛盾呢？如果拿黃桂英同志在運動中揭露的兩件大案（暴發戶胡振漢和寫反動文章的胡學文）來看，那正好是她階級覺悟高的鐵一般的例證，這樣的“盼人窮”，好得很！

梆子老太不是蓄意謀政謀權的陰謀家，只是在工作隊隊長“紮根串連”來到她家訪貧問苦的時候，徵詢她對梆子井村現任的兩位主要領導人胡長海和胡振武的意見的時候，她說她在梆子井村受欺壓，受孤立，無意間說出了胡振漢在河灘種紅苕而後蓋新瓦房的事，又說出胡學文媽媽尋上門來罵她的事，工作隊隊長嚴肅地聽著，在本本上記著……胡振漢在國家困難時期高價銷售紅苕，是新生的暴發戶，新蓋的瓦房予以沒收，改作青年俱樂部了。胡學文的文章經過剖析，是攻擊性質的毒草，建議縣教育局處理，因為胡學文的行政關係屬於教育系統。平心而論，梆子老太當初躲在榆樹下，記下了胡振漢夫妻從河灘收穫回來的四十一車紅苕的數字，並非為後來進行的“四清”運動準備材料，她當初僅僅出於某種過分的好奇心，想得知胡振漢夫妻的家底機密。想不到，“四清”工作隊隊長正需要這樣的人證和物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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