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第4期的《當代作家評論》上，有孫紹振的一篇《審美價值取向和理性因果律的搏鬥——劉心武論》。他在文章裡寫道：“在目擊了這幾年的文學發展的幾個歷史階段之後，又重新閱讀了《班主任》，我最突出的感受是：簡直為他捏著一把汗。難道這就是1977年給讀者以心靈解放的喜悅的歷史名篇嗎這就是當年那轟動一時令許多人奔走相告的時代傑作嗎當年那使我眼睛看到更多色彩，使我沉睡的心靈感到更多的歡欣和痛苦，使我凍僵的嘴唇吐出更復雜的語言的就是這樣一篇作品嗎”

他，懷著創作和審美熱情的批評家，為我，為新時期文學的起點，始於那般的粗陋笨重，而代為羞赧。他那時所捏著的一把汗，跟1978年時許多好心人為我，為那時剛湧現的“傷痕文學”，竟顯得那麼出格那麼忤逆，而代為緊張，所捏著的一把汗，是全然不同的兩把汗。十年過去，關懷我，關懷新時期文學的人們，手裡捏汗的心態，竟有如此巨大變化，真令人感慨系之，無數往事，湧上心頭。

許多人認為，寫《班主任》時，我仍在中學任教，其實那時我已在北京出版社當文學編輯。《班主任》發表在1977年第11期《人民文學》上，因為《人民文學》是每月20日出版，再加上脫期，《班主任》同廣大讀者見面，已是1978年年初了。那個時候，是怎樣的一種時代氛圍呢著名的中國共產黨十一屆三中全會尚未召開，“天安門事件”尚未平反，成千上萬“右派”的錯劃尚未改正，許許多多“文革”的受害者仍未獲得解放。一句話，“以階級鬥爭為綱”的慣性，仍然強烈而執拗地存在於社會生活之中。至今我仍非常懷念當時北京出版社文藝編輯室那個活躍的群體，那個群體當時為一種聽命於時代而不機械地聽命於佈置的可貴精神所支配。沒有人宣佈可以恢復像“文革”前《收穫》雜誌那樣的大型文學刊物，但編輯部的同仁卻大膽地著手創辦如今已非常有名的《十月》。當時我參加了《十月》的編輯工作，我提出來向林斤瀾約短篇小說稿。如今所有文學刊物的編輯都會認為向林斤瀾這位出色的短篇小說家約稿是最正常不過的事，但當時我的提議竟成為一種非常大膽非常新鮮的設想，因為那時候北京市最出色之一(恐怕在全國也屬最出色之一)的短篇小說家林斤瀾，已從北京市文聯除名，被打發到區文化館的俱樂部去了。有人說曾看見他在票房裡賣電影票(後來林斤瀾告訴我，他一直稱病不上班，所以賣票一景不確)，難道這樣一個人，我們能不等文聯重新確認他的價值，就“擅自”去約他寫稿嗎但我們誰都不想等待，我們不祈盼“聖旨”，也不希求恩賜。我們忠於自己的良知，我們確認是對的便立即去付諸實施。從林斤瀾那裡去約稿回來的年輕編輯陳曉敏興奮地告訴我們，林斤瀾使她大吃一驚，因為猛然看上去他很像著名電影演員趙丹，坐下來對談以後又覺得他與另一著名電影演員孫道臨相似，她最後傳達出的資訊格外令人振奮——林斤瀾說他或許可以試一試給我們弄一個短篇。陳曉敏第二次從林斤瀾那裡回來果然拿著一疊稿子，她並開心地向我們形容，她去時林斤瀾正坐在小板凳上，用一把椅子當桌子潤色他的稿子呢。但林斤瀾重返文壇的那篇小說——我記得篇名叫《膏藥醫生》——陳曉敏作為第一讀者說她簡直看不懂。陳曉敏屬於“文革”中工農兵學員裡思想最具反叛色彩的一員，曾因“文藝思想不健康”受到過批判，在“天安門事件”中她多次去張貼詩詞，後來所出的各種《天安門詩抄》中幾乎都收有她的憤懣之作。但即使她，當時也無法進入林斤瀾的文學世界。後來由我來讀林斤瀾的手稿，我僅僅憑著本能確認那是篇藝術上乘內涵深刻的作品，但無法用理性的語言闡述我的感受。《十月》後來發出了那篇作品，同林斤瀾以往和現在的絕妙之作一樣，沒有引出哪怕是小小的轟動。回想至此，我越發意識到，是當時那樣一個時代和當時的那麼一個讀者群體，硬把我的《班主任》及另外一些“傷痕文學”作品推到至今留下痕跡的位置上的，說明在那樣一種境況中，社會群體所關注的，不可能是純粹的美學高度，他們所呼喚和擁抱的，必然首先是睜眼看世界與不待指示便大膽臧否的勇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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