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峰兄：

別後之次日，我便上車，當晚到天津。途中什麼事也沒有，不過剛出天津車站，卻有一個穿制服的，大概是稅吏之流罷，突然將我的提籃拉住，問道“什麼？”我剛答說“零用什物”時，他已經將籃搖了兩搖，揚長而去了。幸而我的籃裡並無人參湯榨菜湯或玻璃器皿，所以毫無損失，請勿念。

從天津向浦口，我坐的是特別快車，所以並不囂雜，但擠是擠的。我從七年前護送家眷到北京（2）以後，便沒有坐過這車；現在似乎男女分坐了，間壁的一室中本是一男三女的一家，這回卻將男的逐出，另外請進一個女的去。將近浦口，又發生一點小風潮，因為那四口的一家給茶房的茶資太少了，一個長壯偉大的茶房便到我們這裡來演說，“使之聞之”（3）。其略曰：錢是自然要的。一個人不為錢為什麼？然而自己只做茶房圖幾文茶資，是因為良心還在中間，沒有到這邊（指腋下介）去！自己也還能賣掉田地去買槍，招集了土匪，做個頭目；好好地一玩，就可以升官，發財了。然而良心還在這裡（指胸骨介），所以甘心做茶房，賺點小錢，給兒女念念書，將來好好過活。……但，如果太給自己下不去了，什麼不是人做的事要做也會做出來！我們一堆共有六個人，誰也沒有反駁他。聽說後來是添了一塊錢完事。

我並不想步勇敢的文人學士們的後塵，在北京出版的週刊上斥罵孫傳芳大帥。不過一到下關，記起這是投壺（4）的禮義之邦的事來，總不免有些滑稽之感。在我的眼睛裡，下關也還是七年前的下關，無非那時是大風雨，這回卻是晴天。趕不上特別快車了，只好趁夜車，便在客寓裡暫息。挑夫（即本地之所謂“夫子”）和茶房還是照舊地老實；板鴨，插燒，油雞等類，也依然價廉物美。喝了二兩高粱酒，也比北京的好。這當然只是“我以為”；但也並非毫無理由：就因為它有一點生的高粱氣味，喝後合上眼，就如身在雨後的田野裡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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