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文

因為我的一篇短文，引出了穆木天〔２〕先生的《從〈為翻譯辯護〉談到樓譯〈二十世紀之歐洲文學〉》（九日《自由談》所載），這在我，是很以為榮幸的，並且覺得凡所指摘，也恐怕都是實在的錯誤。但從那作者的案語裡，我卻又想起一個隨便講講，也許並不是毫無意義的問題來了。那是這樣的一段——

“在一百九十九頁，有‘在這種小說之中，最近由學術院（譯者：當係指著者所屬的俄國共產主義學院）所選的魯易倍爾德蘭的不朽的諸作，為最優秀’。在我以為此地所謂‘Ａｃａｄｅｍｉｅ’者，當指法國翰林院。蘇聯雖稱學藝發達之邦，但不會為帝國主義作家作選集罷？我不知為什麼樓先生那樣地濫下註解？”

究竟是那一國的Ａｃａｄｅｍｉａ〔３〕呢？我不知道。自然，看作法國的翰林院，是萬分近理的，但我們也不能決定蘇聯的大學院就“不會為帝國主義作家作選集”。倘在十年以前，是決定不會的，這不但為物力所限，也為了要保護革命的嬰兒，不能將滋養的，無益的，有害的食品都漫無區別的亂放在他前面。現在卻可以了，嬰兒已經長大，而且強壯，聰明起來，即使將鴉片或嗎啡給他看，也沒有什麼大危險，但不消說，一面也必須有先覺者來指示，說吸了就會上癮，而上癮之後，就成一個廢物，或者還是社會上的害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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