豐之餘

達一〔２〕先生在《文統之夢》裡，因劉勰〔３〕自謂夢隨孔子，乃始論文，而後來做了和尚，遂譏其“貽羞往聖”。其實是中國自南北朝以來，凡有文人學士，道士和尚，大抵以“無特操”為特色的。晉以來的名流，每一個人總有三種小玩意，一是《論語》和《孝經》〔４〕，二是《老子》〔５〕，三是《維摩詰經》〔６〕，不但採作談資，並且常常做一點註解。唐有三教辯論〔７〕，後來變成大家打諢；所謂名儒，做幾篇伽藍碑文也不算什麼大事。宋儒道貌岸然，而竊取禪師的語錄。清呢，去今不遠，我們還可以知道儒者的相信《太上感應篇》和《文昌帝君陰騭文》〔８〕，並且會請和尚到家裡來拜懺。

耶穌教傳入中國，教徒自以為信教，而教外的小百姓卻都叫他們是“吃教”的。這兩個字，真是提出了教徒的“精神”，也可以包括大多數的儒釋道教之流的信者，也可以移用於許多“吃革命飯”的老英雄。

清朝人稱八股文為“敲門磚”，因為得到功名，就如打開了門，磚即無用。近年則有雜誌上的所謂“主張”〔９〕。《現代評論》〔１０〕之出盤，不是為了迫壓，倒因為這派作者的飛騰；《新月》〔１１〕的冷落，是老社員都“爬”了上去，和月亮距離遠起來了。這種東西，我們為要和“敲門磚”區別，稱之為“上天梯”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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