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關於中國的兩三件事》，是應日本的改造社之託而寫的，原是日文，即於是年三月，登在《改造》〔１〕上，改題為《火，王道，監獄》。記得中國北方，曾有一種期刊譯載過這三篇，但在南方，卻只有林語堂，邵洵美，章克標三位所主編的雜誌《人言》上，曾用這為攻擊作者之具，其詳見於《準風月談》的後記中，茲不贅。

《草鞋腳》是現代中國作家的短篇小說集，應伊羅生（ＨＩｓａａｃｓ）〔２〕先生之託，由我和茅盾先生選出，他更加選擇，譯成英文的。但至今好像還沒有出版。

《答曹聚仁先生信》原是我們的私人通訊，不料竟在《社會月報》〔３〕上登出來了，這一登可是禍事非小，我就成為“替楊邨人氏開啟場鑼鼓，誰說魯迅先生器量窄小呢”了。有八月三十一日《大晚報》副刊《火炬》〔４〕上的文章為證——

調和紹伯——讀《社會月報》八月號“中國人是善於調和的民族”——這話我從前還不大相信，因為那時我年紀還輕，閱歷不到，我自己是不大肯調和的，我就以為別人也和我一樣的不肯調和。

這觀念後來也稍稍改正了。那是我有一個親戚，在我故鄉兩個軍閥的政權爭奪戰中做了犧牲，我那時對於某軍閥雖無好感，卻因親戚之故也感著一種同仇敵愾，及至後來兩軍閥到了上海又很快的調和了，彼此過從頗密，我不覺為之呆然，覺得我們親戚假使僅僅是為著他的“政友”而死，他真是白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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