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遺山〔２〕在金元之際，為文宗，為遺獻，為願修野史，儲存舊章的有心人，明清以來，頗為一部分人士所愛重。然而他生平有一宗疑案，就是為叛將崔立〔３〕頌德者，是否確實與他無涉，或竟是出於他的手筆的文章。

金天興元年（一二三二），蒙古兵圍洛陽；次年，安平都尉京城西面元帥崔立殺二丞相，自立為鄭王，降於元。懼或加以惡名，群小承旨，議立碑頌功德，於是在文臣間，遂發生了極大的惶恐，因為這與一生的名節相關，在個人是十分重要的。

當時的情狀，《金史》《王若虛〔４〕傳》這樣說——“天興元年，哀宗走歸德。明年春，崔立變，群小附和，請為立建功德碑。翟奕以尚書省命，召若虛為文。時奕輩恃勢作威，人或少許，則讒"k立見屠滅。若虛自分必死，私謂左右司員外郎元好問曰，‘今召我作碑，不從則死，作之則名節掃地，不若死之為愈。雖然，我姑以理諭之。’……奕輩不能奪，乃召太學生劉祁麻革輩赴省，好問張信之喻以立碑事曰，‘眾議屬二君，且已白鄭王矣！二君其無讓。’祁等固辭而別。數日，促迫不已，祁即為草定，以付好問。好問意未愜，乃自為之，既成，以示若虛，乃共刪定數字，然止直敘其事而已。後兵入城，不果立也。”

碑雖然“不果立”，但當時卻已經發生了“名節”的問題，或謂元好問作，或謂劉祁〔５〕作，文證具在清凌廷堪〔６〕所輯的《元遺山先生年譜》中，茲不多錄。經其推勘，已知前出的《王若虛傳》文，上半據元好問《內翰王公墓表》，後半卻全取劉祁自作的《歸潛志》，被誣攀之說所矇蔽了。淩氏辯之雲，“夫當時立碑撰文，不過畏崔立之禍，非必取文辭之工，有京叔屬草，已足塞立之請，何取更為之耶？”然則劉祁之未嘗決死如王若虛，固為一生大玷，但不能更有所推諉，以致成為“塞責”之具，卻也可以說是十分晦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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