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曰：“同室之人鬥者救之，雖被髮攖冠而救之可也。”呂原明的從者、張魏公的兵士，豈非同室之人？他們這種舉動，豈不是顯違孟子家法？大凡去了怵惕的人，必流於殘忍。殺人不眨眼的惡賊，往往身臨刑場，談笑自苦，是其明證。程子是去了怵惕的人，所以發出“婦人餓死事小，失節事大”的議論。故戴東原曰：宋儒以理殺人。

有人問道：怵惕心不除去，遇著大患臨頭，我只有個畏死之心，怎能幹救國救民的大事呢？我說：這卻不然，在孟子是有辦法的，他的方法，只是集義二字，平日專用集義的工夫，見之真，守之篤，一旦身臨大事，義之所在，自然會奮不顧身的做去。所以說：“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捨生而取義者也。”孟子平日集義，把這種至大至剛的浩氣養得完完全全的，並不像宋儒去人慾，平日身蹈危階，把那種畏死之念去得乾乾淨淨的。孟子不動心，宋儒亦不動心。孟子之不動心，從積極的集義得來；宋儒之不動心，從消極的去欲得來，所走途徑，完全相反。

孟子的學說：以我字為出發點，所講的愛親敬兄和怵惕惻隱，內部都藏有一個我字。其言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又曰：“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吾者我也，其者我也，處處不脫我字，孟子因為重視我字，才有“民為貴君為輕”的說法，才有“君之視臣如草芥，則臣視君如寇仇”的說法。程子倡“去人慾”的學說，專作剝削我字的工作，所以有“婦人餓死事小，失節事大”的說法。孟子曰：“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弒君也。”這是孟子業已判決了的定案。韓昌黎曰：“臣罪當誅兮，天王聖明。”程子極力稱賞此語。公然推翻孟子定案，豈非孟門叛徒？他們還要自稱承繼孟子道統，真百思不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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