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也流亡嗎？”

他們索性笑出聲來，一點兒也不掩飾眼中的訕笑和嘲諷。

12月底，海德堡大學開了一個流亡作家的討論會，我也在受邀之列。朋友的嘲笑從這裡開始。

我則繼續幹我的活；在廚房裡和孩子們烤蛋糕，在市場裡找某一種牌子的洗衣粉，在教室裡和學生談臺灣文學。一個有丈夫、有孩子、有職業的女人，你可以說她擁有整個世界，但她失去了時間。我沒有時間去問自己是否流亡。

直到有一天，有人送來一盆花。

“這是什麼花，”他笑盈盈地說，“我都不清楚。只是覺得它漂亮。”

幾朵蓓蕾像細小的海螺似的層層窩卷著，只有一朵盛開著。不必伸出手，我也知道那花瓣的質感類似最柔軟的金絲絨布；花瓣的蒂處呈深杯型，裡頭剛好容得下三隻最肥胖的蜜蜂。花的淡淡的香味，閉著眼，給我一百種花我都喊得出：這個，這個就是軟枝黃蟬……

給花徐徐澆水，放在窗臺上。那朵鵝黃金絲絨似的花朵映在玻璃上，俏生生的，好像就要往上竄爬。

我開始想自己的流亡。

追根究底，什麼叫流亡呢？不過是迫不得已地離鄉背井，身不由己地進入一個語言文化都屬陌生的環境，在這個環境中，個人的生存意義成為一個孤島。如果我不曾流亡，為什麼又四十年來一直此身若寄？

對身邊的玩伴們，我有著深深的嫉妒。一班六十個學童，大約只有一個“外省人”，五十九個本省人。什麼叫“本省人”呢？就是有自己的房子的人。不管是市鎮裡頭大街上的香鋪、雜貨店，或者是鄉下田陌中竹林圍繞的農舍，那些房子都屬於他們，他們的父母，他們的祖父母。你瞧，他們的房子裡面，牆上總有一幀又一幀癟著嘴的老人的畫像：祖父祖母的、曾祖父曾祖母的、姨婆叔公太公的。院子裡頭不是有棟玉蘭，就是有株含笑，反正都開著奶油色的花，發著包不住的濃香。尤其是含笑，那香好像甜得可以化在嘴裡。然後小夥伴不經意地告訴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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