瓦爾參加了許多政治團體，米拉有時會和她一起去開會。她不再有那種極度的孤獨感，但她總是隱隱希望，能遇到一個有趣的男人。然而，這些小組裡的男人要麼太理想主義，要麼太熱情，要麼很自負，要麼性取向模糊。而且他們並沒有對米拉表現出興趣。儘管她下意識地希望男性採取主動，但內心深處，她其實對他們一點兒興趣都沒有。他們讓她想起了那些處於青春期的自大狂、童年的帖木兒[54]和愛德華二世[55]。

那些會議在劍橋簡陋的公寓裡召開，每個參會的人都捧著塑膠杯子喝咖啡，杯子總被捏得噼啪作響。米拉經常幫他們端咖啡。

週四的會議上，政治學院的一個優等生安東·韋特和瓦爾爭論起來。安東那漂亮的黝黑膚色和他對整個世界的全然藐視很引人注目。瓦爾正在感慨理想主義者的愚蠢——一九六八年的民主黨大會後，左派拒絕投票給漢弗萊，一些左翼分子認為，尼克松的勝利會是革命的催化劑，最終會促成“尼克松最高法院”——她哀嘆道，這會使國家倒退四十年。

“你說的那不是政治，是宗教。”安東說。儘管他和瓦爾都坐在地上，可他還是能俯視瓦爾。

瓦爾沉默了一陣。“老天，你說得對！”她說。

這時，一個坐在角落裡，穿著挽起袖子的白襯衫、膚色黝黑的男人說話了：“沒錯，我們都應該有政治頭腦。我覺得我們都算是理想主義者，不然，我們就會走出去，做一些更實際的事情了。或者說，宗教和政治是一碼事，政治學和倫理學是一碼事。政治只是道德實施的一個領域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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