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文祥刺馬，是清末四大案之一，也是四案中最為撲朔迷離的一樁疑案。張文祥就是張文祥，一個幹過捻軍，也幹過太平軍的刺客。而所刺殺的馬，是當年的兩江總督馬新貽。同治九年（1870年）七月二十六日上午，馬新貽在校場閱操完畢，在返回衙署途中，為埋伏在路旁的張文祥所刺殺。此案震動朝野，朝廷調動了曾國藩在內的多名大員審訊勘察，折騰了半年，才算結案。然而，朝野不服，文人筆記，言人人殊，民間則編出了京劇、彈詞、評話、文明戲來演繹，越說離結案的結論越遠。死後被朝廷立了專祠祭奠的馬新貽，在民間的口碑，完完全全變成了一個卑劣的白鼻子小丑，忘恩負義，貪生怕死，還因好色而謀害結拜兄弟，霸佔了結拜兄弟的妻子。

有清一朝，地方大員自太平天國造反以來，折損的倒是不少，但在革命黨人沒有崛起之前，和平年景遇刺身亡者，還真是少見。兩江總督又是跟直隸總督一般分量的最為重要的地方大員，大員突然遇刺，引人關注倒不奇怪。但是，此案從晚清哄傳到民國，長盛不衰，跟這個案件自身的特點不無關係。一方面，刺客手法高超，一把鋒利的匕首用毒藥餵過，行刺過程乾淨利落，在重兵護衛之中，如天而降，一刀斃命。完事又不逃走，束手就擒。在審理過程中倔強不屈，無論怎麼動刑都面不改色，直至最後凌遲處死，一聲不吭，絕對是一條漢子。這樣的漢子，按情理，不是職業殺手，就是英雄好漢。在人們的期待中，無論如何，此案必有蹊蹺，即使沒有主使之人，也必有重大冤情。即使如曾國藩這樣的老江湖、老宦場，在接到重返兩江總督任上審理此案的任命，在跟西太后說起此案時，也認為此案“甚奇”。然而，審理結案的結論卻跟人們的期待大相徑庭，沒有找到主使者，也沒有什麼大不了的曲折案情，不過是一點私人恩怨。那個時候，朝廷的政治又是黑箱，審訊不公開，結論也無從討論。所以結案之後，人們更是議論紛紛，傳言四起，相關的演義事業自然就更發達了。當時又已經有了租界，在別的地方演噁心馬新貽的戲可能被禁，但在租界裡演，誰也沒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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